孙皓晖发达国家对自身历史认知非常清楚,包括

2020-01-13

  【本文为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先生2018年12月1日在浙江大学华为阅读·DigiX读书会现场演讲历史的力量,观察者网全文首发。】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现任西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明史研究院院长。

  历时十六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同时以创建“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理论,成为整体研究中国文明的重要理论家。

  孙皓晖: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下午好!今天这个活动是大秦帝国全套出版十周年纪念。华为阅读、掌阅和中信集团三家,又以浙江大学为平台来搞这个纪念活动,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欣慰。

  今天我讲的话题是一个命题讲演,筹办者们给我出的话题是历史的力量。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好,因为它是一个最基础的话题,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那么历史在人类发展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人类发展从来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力量在推进,我们都知道大家最熟悉的是生产力的力量,包括科学技术、劳动力素质、生产工具,还包括组成生产方式的市场关系等。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是多元的,但其中最容易为大家忽视但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历史的力量。

  历史意识的力量

  我们今天强调历史力量,主要指两方面:第一是历史意识的力量。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就是历史意识的具体物化。

  一个民族精神如何,承认和奉行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民族精神和历史感知的最主要方面。任何一个发达的国家和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有清晰的感知,尤其我们所熟知的近代史以来领先全球的欧洲发达国家,他们对自己的历史认识都非常清楚。这表现在他们对自己本民族中有伟大贡献的人物非常清楚,那些人物是不可触动的、不容批评的。

  这是对一个民族展中静态出发点的肯定,因为它是决定我们本质的元素。而在中国,历史意识比较差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历史意识比较混乱。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我们对自己本民族5000年历史中,每一个历史阶段最重要的事变和最重要的人物,都不能得到肯定的回答。我们对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都是有争议的。

  二是我们对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不研究。我们的历史始终停留在事件和局部的技术研究上,对纺织史、会计史等各种专史的研究越来越细,但对基础的综合研究却始终忽视。

  一个最大的例子是我们迄今没有“中国文明史”这样的理念,“文明”这样的概念和词汇也没有在我们历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邓小平1978年出来主持科教工作的时候,编了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百科全书里边没有“文明”这个词条,这在世界上都是不可设想的。辞海编撰得相对全面,它是中国最有质量的辞书,但里边也没有“文明”这个概念,只有一行文明的解释,括号“与文化同”。这是我们对于人类生存方式基础发展这类研究缺乏的一个最典型标志。

  历史研究领域的最高成果是历史哲学,这是将人类的历史研究上升到哲学领域,进行宏大的规则性和现象性研究。历史哲学最具体的高峰表现就是对各民族文明史的研究,我们国家非但没有文明史研究的总体成果,甚至连文明这样的概念都长期排斥。我们长期用文化来取代民族的文明这个概念,我觉得这是走入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误区里走出来,那么我们本民族的历史意识始终就清晰不起来。

  因为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有清晰的感知,有价值观的判断,绝对不是把历史上的每一天、每一个领域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表现。中国历史记载的详细程度,已经可以具体到每一天都有相关记载,但我们说不清自己的社会有几个发展阶段,和西方是否一样?我们有没有奴隶社会?我们是不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排列方式对中国是否适合?我们都没有根本性的研究。

  考古学的成果已经产生出来一个鲜明的结论,中国是没有奴隶社会的。中国在夏商周三代和春秋初期有过奴隶,有奴隶人口,也有奴隶这个阶层,但奴隶的人口数量绝对没有达到它成为主要生产力的地步。所谓奴隶社会就是以奴隶为最主要的生产力,它的产生必须是制度所产生。中国的奴隶都是战俘性的奴隶和罪犯性的奴隶,这样的临时人口是构不成主体人口的。我们发掘的所有夏商周三代的古墓,但凡有群体性尸体出现的,奴隶最多也就数十个人或者数百人,以上千计的极少。就是说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证明我们的奴隶人口是极少的。所以中国史学界和世界考古史学界对中国的这一发掘都给予重视,都认为中国基本上没有奴隶社会。奴隶到清朝都没有废止,官府存在一些具有奴隶身份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奴隶史,那封建社会呢?这又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按照事实本质讲,封建这个概念指的是夏商周三代,封建诸侯才叫封建社会。封藩建卫,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创造中国统一文明,消灭了诸侯分治以后,本来是把封建消灭了,但我们恰恰认定从战国时代到明清,中国最后的古典文明时代,是封建社会时代。

  这完全是一个张冠李戴的事,我们对此进行学术梳理,误会和交错关键在这里。马克思研究西方社会形态的时候,他对封建这个状态的描述,指的是中世纪那种诸侯林立、城邦林立、封地领主林立的分割自治状态,每一个状态都独立成立。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以后,因为中国语言的丰富性,中国学者就立即在中国语言里找到了封建这个概念来对应。欧洲那个概念和夏商周三代的诸侯林立是一样的,所以用封建靠上去正好。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说中国也是这个社会。但由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革命和救亡图存以及寻找革命必然性的紧迫性,就出现了张冠李戴的情况。如果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给中国套用也适用,那就说明中国当时爆发革命在理论上的必然性成立,所以认为中国也有奴隶社会、从秦以后就是封建社会。那么到当时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也出现了,就是半殖民地社会。二十世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深入自觉地融入全世界,能够打破以西方为本位的历史研究理念,能平等看待和比较全世界文明的时候,我们才蓦然发现我们历史的分析有这么多错误和需要清理的地方。

  历史逻辑的力量

  历史力量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历史逻辑的力量。

  我们当下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面临着中国第三个文明重建的大转折时代。

  第一个大转折时代:大禹治水创造了国家。我们民族在公元前4000多年进入了国家时代。

  第二个历史大转折时代: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黄金时代。它恰恰坐落在现在世界史领域已经共同承认的世界文明黄金轴心期,也就是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个时代在人类文明所处的中心时代,起到了极大的历史作用。它建立了中国的统一文明,这是我们第二次历史大转折的文明重建时代,是从青铜器时代走向铁器时代的一次大转折和文明重建。

  我们当前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历史任务中国梦,就是我们如何在科学技术为生产力的时代创造与之适应的文明。

  中国文明在这个时代应该以什么样的形态表现出来?我们在历史中还要继续保持哪些优秀的价值观往前走,才能够开创文明重建的道路?要决定未来的道路,最主要的就是首先把历史的根基理清,从什么样的原地现实出发才能决定往前走的历史逻辑是什么。所以推动人类社会空间发展的力量,第一个是历史精神形成的民族精神,第二个是历史逻辑的力量,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历史规则、历史规律力量。

  我们5000年的文明史中,要找到一个巅峰时代,一个黄金时代,让我们整体上向那个时代的价值观靠拢,把它作为我们最根本的文明创建的参考系数。在这一方面,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最大的参考。因为我们在秦统一中国文明以后,进入长期的文明下滑。

  

  如果以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为主的话,能看到这几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秦之后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我们文明形态第一个显著的理念变化,其缺陷是把民族的多元化文明根基割裂,所以我们的历史文献从此开始大大枯萎和失散。到近代,墨子的著作已经不见了,是梁启超从道士的炼丹书里面找见墨子著作,才让墨子重新面世、被印刷、被研究。

  第二个台阶是魏晋南北朝时清谈哲学的出现。以竹林七贤为主要代表的清谈哲学最大的缺陷是它演变为一种社会思潮、一种认知方法,甚至演变为一种人生观。这个思潮成为文人中间的主要潮流,把我们民族古朴的实用主义精神割裂。我们不承认实用主义、实用精神、实事求是、面对现实是最崇高最可奉信的价值,而认为清谈空谈这种不负责任、整天陷于玄学争论的是学问,是应该具有的正当风气。

  第三个最大的台阶就是宋明时候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把我们民族尊重人性,尊重人的本色完全否定。宋明时代提出对儒家进行大修正运动,认为孔子孟子在尊奉天理上面都是不纯洁的,要“存天理灭人欲”。就把整个人性、人的欲望要全部消灭,只有天理是至高的存在。

  正是这三个台阶之后,我们看到国家本身也在不断跌落。

  无论是历史实践,还是意识形态的变化,我们国家在5000年历史里,尤其在秦统一中国文明之后这2000多年里,文明的跌落在这几个层次很清楚的。在这2000年里面,欧洲是中世纪的社会,从西罗马灭亡以后就成为碎片时代,和神权统治并行。黑暗中世纪这1000多年,欧洲人的贫困状况和文化不发达程度比我们要严重得多。可以说人类所有的野蛮表现与形式是欧洲创造的,野蛮性的这些事例或物态比我们都厉害,比如残杀奴隶、贞操带、初夜权等等。中国大概唐宋以后的太监算是世界唯一。

  但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对自己的文明做了深刻的审视。艺术方面,先思考自己的缺陷和向外部学习的必要性,然后再进入启蒙运动时代。启蒙运动就相当于我们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反思、大讨论,以及创建新制度的时代。这两个时代合起来大概经历了600年的磨练反思酝酿,才全部理清欧洲文明的根基和可以取舍的时段。此后欧洲人达成了共识,认为1000年的中世纪是我们最黑暗的时代,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罗马文明、希腊文明才是欧洲文明的正源。那个时代是一个阳光健康的时代,是我们应该越过这1000年的黑暗直接与其对接的时代。

  欧洲人这种对自己文明史的反思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观和思维方法。我们这5000多年的历史,秦统一中国之后一直台阶式地下跌了2000多年,用老子的话说是“万物为刍狗”。不要从所谓仁义方面考虑,从大的历史概念上去说,可以重新定义秦之后的这2000年。因为其政治文明没有特性,社会制度没有再次发生变化。按照正常的规律,1000年应该发生一个大的制度变化。秦到唐宋之前基本上一千余年,不但没有酝酿出发展和突破的趋势,反倒不断下跌、僵化,而且是自觉的下跌,自觉的僵化。对这样的时代,我们要费劲地从它中间寻求优秀的积极的价值观很难。我们真正应该发掘的时代是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三大时代,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轴心时代。

  

  大秦帝国精装大字版,孙皓晖著,中信出版集团·大方2018年8月出版

  大黄金时代

  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中,春秋战国秦帝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大黄金时代。

  首先,那个时代是一个自由选择而不是一个患有强迫症的时代。那个时代是我们文明升起的东方,我们的整个民族还是一个青春朝气的民族。所以很多读大秦帝国的朋友,甚至很多年轻人,说我怎么觉得大秦帝国中这些中国人不是现在的中国人。能够产生这样的感知,我觉得大体接近了正确性。那个时代,我们的国人状态、我们的民族力量,我们认知问题的方法和角度,我们行动的敏捷性和暴烈性,远远不是今天可以比拟的。那个时代国家不强迫个人,个人不强迫家族,个人也不强迫自己。名士游学经常说的一句话:合则留,不合则去。哪怕在这个国家当了丞相,只要你觉得这个国家不适合你,或者你不适合这个国家,你就可以走。没有任何人拦阻你和挽留你,都以你的自觉选择。所以这种社会充满了自由协作的精神,如果说西方最鲜明的精神是契约精神,那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三大时代,最鲜明的精神就是协作精神。

  其次,那是一个争鸣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有看法也好,有想法也好,写成书也好,私学教育面对面的传授也好,都充满了思想的自由流动性。春秋时代是思想酝酿的时代,在改革上也表现为逐步改良和温和改革。进入战国时代则是百家大争鸣大论战,在实践上也表现为大变法、大竞争。那个时代,思想爆炸是我们民族最显著的特点。我们迄今为止知道的所有经典、谚语、成语、历史故事,以及所有美丽动人的传说,大概百分之七八十是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的贡献。那个时代虽然过去了几千年,但是那个时候的经典直到现在仍然照耀着我们。那个时代对我们来讲,意义甚至超过了希腊和罗马。

  第三,那个时代是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时代。在中国5000年历史上,唯独战国商鞅变法开始到秦灭亡这150多年的时间,是全面法治社会的历史。尽管它带有浓厚的战时法制特点,但奉法为上、为法而治。它最大的好处是奉法家为国家治理的指导理念,但也不扼杀其它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中国统一文明,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反,它一方面使用法家治国,采用郡县制、中央集权等等,同时也注重天下教化。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焚书坑儒”这四个字把秦妖魔化成狰狞嘴脸。始皇帝在统一大典上分封孔子第七代孙孔鲋为文通君,要知道君和侯是同等级的爵位,孔鲋作为文通君是孙皓晖发达国家对自身历史认知非常清楚,包括在山东府志上记载的可靠的史料。但儒家从来不引用,也从来不讲有这么个人被始皇帝重用。当然孔鲋后来很荒唐,跟山东六国的复辟势力勾连在一起逃跑,投入到陈胜的反政府武装,最后在战场上被乱军杀死。以秦法而言,他是不作为不负责任的官员。

  但可以看出,从秦的治国理念上说,它不排斥儒家,也要用儒家。我们应该客观对待历史,儒家我们不反对,它也是百家之一。但儒家不能高居神坛,独尊千年不下来。任何思想也好,政治文明也好,凡有独尊,必导致专制。思想独尊,导致思想专制,个人独尊导致权力专制。

  

  秦陵一号铜马车,现收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馆

  当代很多学者有极大的矛盾性,一方面崇尚西方理念,中国要走向民主社会,一方面在审视自家历史的时候,又认为应该独尊儒家,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唯一代表。文化人知识界自身存在的叶公好龙心态必须改变。如果自由民主是我们前进的历史方向,目下我们国家也正在向这个目标靠近,那么就在审视历史传统的时候,也不能欣赏独尊,特别是要意识到儒家的保守主义本位。

  我们反对保守主义,必须进入多元竞争的现实环境中,保守主义才有存在的价值。孔子、孟子在那个时代主张井田制、主张复辟,为什么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孔子、孟子?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同时又都非常尊重他们,走到哪儿都高车驷马,国王给赠送金银。为什么他们在复辟主张被全天下反对的时候,反而成为天下显学?仔细审理这个问题,就能看到那个时代人的胸怀,比今天的人要深邃多少。战国时代,华夏民族非常珍惜这唯一的变法反对票。全天下的名士都主张改革,主张变法,推行变法,只有儒家顽固地不管碰见谁都要督促他回到井田制、回到西周王治时代去。但他能讲出道理,同时说明社会应该怎么治理,他的仁政理念老百姓也愿意听。

  但承认唯一的反对票,并不等于能够把这唯一的反对票当成神供奉起来。当然后来儒家这种梦想实现了,所有的文章成为教科书的和科举制的教条依据。今天如果仍然恪守汉武帝时代那个错误选择的话,就会把事情弄颠倒。今天也仍该像古代先贤时代那样去看待儒家,把儒家看成百家之一。独尊儒家,如同我们把一个汽车的四缸发动机全卸了,手里光拉刹车器,社会能前进吗?

  第四,那个时代是一个创造统一文明的时代。春秋时代、战国时代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两大时代的年岁时间大致相等。经过500多年的透彻酝酿,就把当时天下问题彻底争论清楚了,各种主张浮现出来。秦走向统一已是人心所向。虽然统一只有十几年,但是秦的制度却越过汉而直到今天。因为春秋战国500多年把中国的问题已经搞清楚,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是在搞清楚的基础上,符合逻辑地建立一个当时最发达的中央集权国家。所以美籍日本历史学家福山有过一句定论:秦始皇建立的秦国,这个大统一的国家,是一个现代国家。这个现代国家的意思不是现代化的现代国家,是指它的权力是有制约的,它的皇族是不享有特权的,而且天下统一治理,没有分治现象。这在多少现代国家都难以办到,但是那个时候办到了,那是我们文明的巅峰时代。

  第五,那个时代的历史魅力还在于走向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商品经济社会。战国时代,土地私有制已经事实上为全社会所认可,但没有一个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把它肯定下来。商鞅变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土地的私有。从商鞅变法开始,中国的土地是私人占有,而且是自由买卖的,后来一直奉行这种制度直到清朝。世界主要经济体至今不承认我们是商品经济,原因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不是商品。那个时代就实现了“土地成为商品,就可以自由买卖”,就意味着在农业经济时代,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商品经济,而且延长了2000多年。

  所以我从来不同意中国寻找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没有商品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断在东南亚、浙江寻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寻找钱庄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好像中国人货币意识是在近代西方人给我们带来的,从而企图把社会发展阶段套到和西方同一个轨道上去。

  实际上中国在统一货币的时候,已经有几十种货币都不止,而且中国人的商业经验、商业操作意识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直接上把商业当作战争成为商战的只有中华民族。史记上写的很清楚,西周时候小摊小贩就有卖老鼠肉的,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且不说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大解放大讨论,货殖列传上写的那些大商人都是顶尖的,整个社会层面的商品经济交换更是普遍,不然就没有民间买卖土地、自由买卖这样的基础。土地一旦自由买卖,意味着中国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土地可以兼并,才出现了中国历代王朝后期的土地兼并现象。

  土地兼并导致了所谓的中国历史怪圈,就是黄炎培在延安窑洞给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超过300年的统一王朝?为什么临近300年的时候,农民起义就改朝换代?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走出这个怪圈?我们说这在当时被视为怪圈,就是在理念上没有破除它的根基,找不出认识这个问题的新的思维方法,实际上就是土地兼并导致的怪圈。

  因为土地成为商品,那么必然土地向货币拥有方不断流动,流动的结果就是时间越长,大地主拥有的土地越多,商人拥有的土地也越多,官僚也有钱,同时成为地主,土地不断向富人阶层聚集。所以一般在统一王朝建立五六十年的时候,兼并现象开始出现,在100年的时候就越来越严重,到200年左右的时候就病入膏肓,剩下几十年就是改朝换代起义发动的时段。所以最后达到的状态就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这样大量流失和被个人占有的时候,流亡农民聚成暴民进山暴动,攻占城池,农民起义就开始了。

  土地兼并的规律决定了这个怪圈的成立。古典经济节奏下,一般是200多年才能造成这种状况,才能逼得民众不得不反,在历史实践中就被人们视为不破的怪圈。当时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也是找到新的道路,这就是民主制。

  这个现象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土地所有制是公有制、国有制,没有土地私有制,我们连部分私有制都没有,只有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区别,以及使用权的延长等等。我们现在这种所有制和使用权的方式已经类似于夏商周三代,基本上是一样。世界其他国家,可能都接受不了这种状况,只有中国能接受,为什么?因为中国有过漫长的前3000年这种国有制的经验体会,觉得这样不是个什么怪事,这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彻底的公有制、国有制,中国人并不陌生。虽然不陌生,但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仍然这样往前走,是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改革要继续深化,除了政治体制,我们必须走出新路子。更主要的基础问题就是土地制度的变化和改革上如何走出新路子?这是我给大家提出的一个历史性问题,也是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有识之士可以继续讨论。我今天讲的就是历史的力量在于它推动我们社会往前走,解决文明重建这个巨大历史问题。在这个力量中,我们寻找的核心富矿藏,就是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三大时代构成的600年左右的黄金时段。

  我希望大家认真走进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中,找见喜欢的、能够激发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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